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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百五铢和犍五铢均为三国时期蜀汉钱币,汉献帝十九年(公元214年)刘备入蜀后铸于成都。钱的面文意思是一枚直百五铢的价值可以与一百枚五铢钱的价值相等,是一种大比值虚币。面文篆书“直百五铢” 寄廓直读,初铸钱大而厚重,后铸逐渐减重,最轻薄者,不足0.8克。面、背有内外廓,多光背,但也常见水波、星号等纹饰,也有背铸阳文,如“工”、“王”、“十三”、“七”等字或四出纹。少数背篆书“爲”字,以示铸地益州犍为郡(县名。现属四川省乐山地区,当时是巴蜀的商业中心),此即为“犍为五铢”。“犍为”两字,要念成“qián wèi”,这也是我国方孔圆钱中最早铸有地名的钱币。其时虽盛行董卓小钱及轻劣、剪边五铢等,然而直百五铢仍属搜敛资财之虚值大钱。
三国时钱法十分紊乱。后汉书载,孝献帝纪初平元年:“董卓坏五铢更铸小钱。”魏志董卓传:“悉椎破铜人钟虡(jù,一种悬钟的格架。上有猛兽为饰。),及坏五铢钱,更铸为小钱,大五分,无文章,肉好无轮廓,不磨鑢lǜ(磨鑢:磨光锉平。),於是货轻而物贵,谷一斛至数十万,自是后钱货不行。”是为钱法破坏之始。
到了曹操为相的时候,开始停用小钱仍延用五铢钱,只是铸量增加很少,仍然不能满足当时经济流通所需。晋书食货志载:“至魏武为相,於是罢之,(指小钱)还用五铢,是时不铸钱既久,货本不多,又更无增益,故谷贱无已。”
后来刘备到益州之后开始铸造直百钱,导致钱法更加混乱。蜀志刘巴传注引零陵先贤传,“初攻刘璋,备与士众约,若事定,府库百物,孤无预焉。及拔成都,士众皆舍干戈赴诸藏,竞取宝物,军用不足,备甚忧之。巴曰,易耳,但当铸直百钱平诸物价,令更为官市。备从之,数月之间,府库充实。”
刘备最开始所铸的直百钱应就是“直百五铢”,值百五铢其意是说“直五铢钱一百”,而不是“直百钱而重五铢”之意。旧谱载“径七分,重四铢。又直百五铢钱,径一寸一分,重八铢,文曰五铢直百。”刘备开始铸的当百钱,其钱应当较五铢钱重些,而不应当反而轻於五铢钱。在流通时间长久之后,后来所铸造的当百钱才会更小更轻。刘备最初所铸的直百五铢,应为“径一寸一分、重约八铢、文曰直百五铢”者也。
三国时金属货币流通不畅,而非金属货币则反而大行其道。其原因有二个:一是由于初期大乱产业停滞,金属货币失去了交换效用,一般人有贱金钱贵实物之心理,而谷帛之类的物品随之取得了货币交换的资格;二是由于虚值恶钱的滥铸,如董卓小钱、蜀吴大钱之类,使钱币本身之价值低落,在人们心中已失去了信用。三国时期的物价,很少见于记载,但从有限的文献所述,对当时物价飞涨的状况已可见一斑。
魏志董卓传:“更铸为小钱,……於是货轻而物贵,谷一斛至数十万”;后汉书献帝纪兴平元年:“是时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一斛二十万”;太平御览卷三十五引王毅英雄记:“幽州岁岁不登,人相食,有蝗旱之灾,人始知采耜(原始翻土农具“耒耜”的下端,也用做农具的统称),以枣椹为粮,谷一石十万钱。公孙伯圭(瓒)开置屯田,稍稍得自供给。”